笑忘书

没没有蜡烛就不用勉强庆祝
没没想到答案就不用寻找题目
没没有退路问我也不要思路
没没人去仰慕那我就继续忙碌
思前想后
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
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
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
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
不失为天大的幸福将这一份礼物
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
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
有一点帮助就可以对谁倾诉
有一个人保护就不用自我保护
有一点满足就准备如何结束
有一点点领悟就可以往后回顾
思前想后
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
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
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
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
不失为天大的幸福将这一份礼物
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
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

从开始哭着忌妒变成了笑着羡慕
时间是怎么样把握了我皮肤
只有我自己最清楚
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
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
不失为天大的幸福将这一份礼物
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
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
让我亲手将这样的感触
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
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
不失为天大的幸福
就好好将这一份礼物
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
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

话说，gogo同学接着曰，我今天见到zmhs了，突然觉得她好美啊，真的好漂亮。你还记得我以前说你比她漂亮多了的吗，我今天觉得她比你漂亮嗳。我反应了半天之后答：我靠，你都叫了人家zmhs同学一年的“美女”了，怎么今天才发现人家漂亮，你也太迟钝了吧。你答：“美女”只是个代号，不是我的观点。好吧，与你的对话里，频率最高的一个字就是“我”，我欣赏你这种自我意识，欣赏你把主体性了解、实践得如此深刻。

话说，刚刚读到一段话，是关于无聊、孤独和寂寞的。大致是这个意思：无聊是把自我消散于他人之中的欲望，它寻求的是消遣；寂寞是自我与他人共在的欲望，它寻求的是普通的人间温暖；孤独是把他人接纳到自我之中的欲望，它寻求的是理解。无聊者自厌，寂寞者自怜，孤独者自足。庸人无聊，天才孤独，人人都有寂寞的时光。无聊是喜剧性的，孤独是悲剧性的。寂寞是中性的。无聊是属于生物性的人的，寂寞属于社会性的人，孤独属于形而上的人。那么，经过鉴定，我就是个自厌的、生物性的、把自我消散于他人之中的、寻求消遣的庸人。因为我正在无法遏制地无聊着。

话说，刚刚跟即将要结婚的、最要好的姐妹发了个短信聊表思念，刚刚还在某人的空间里看到了某个班的合影，于是又无法遏制地想念起那些一起挥霍掉的时光。经过的时候平淡无奇，当以怀念的方式出现时，便呈现出一种无法言明的宿命感。那些片段就是此刻的心情的注脚和隐喻。比如，高二宿舍里那排整齐的漱口杯；天黑了、下了晚自习后偷回来的桃花，插在用彩纸包裹的罐头瓶里的优雅和精致；镜框上我们用心绑上的蝴蝶结；窗户上的叮当作响的风铃，曾经让我们睡的那么安稳和甜蜜；深夜分享一包泡面和米线的快乐；一起在嗑瓜子中流逝的光阴；隔壁宿舍爱画漫画的扬州小姑娘；小桥上给我唱《乱了感觉》的一一；操场上陪我们看夕阳、跑步的棒棒糖；还有那些少不更事的孩子在青涩年岁发生的那些小事。对了，我还看过、擦过了很多人的眼泪；也把我的悲伤展览给很多人看过。唯一无法释然的是那个我噩梦里的主角。无法从我的大脑里抽离。但是，还好，从心里抽离了。

与这个三年衔接着的那个四年，记忆中总是冰天雪地。清冽又微妙的纠结。军训时倒在班里那个安静的小女孩的肩上；十八岁的生日；沉默的一年；净月潭；03501，那些熟悉的脸，虽然在你们眼里我是模糊的、甚至黑暗的；中秋节的月饼；操场上回荡的寂寞；南湖的冰灯、糖葫芦和冻肿的双手；食堂里的饺子；临毕业前来不及看清的每一张面孔；故意错过的毕业照和散伙饭；422；448；那顿三八节的火锅；飞的那件苹果绿；那箱小言情。至今，有一些人还会被想起。仿佛，快乐、悲伤；满足、遗憾之间有着某种注定的均衡。如自然规律那般齐整不容更改。

回忆如等差数列般叠加。我的记性一如既往地好。

杜骏飞

时维七月，中国娱乐圈再次沸腾起来，新闻业也陷入一场新的狂欢。著名艺人梁朝伟和刘嘉玲大婚，媒体报道之隆重，盛况空前；特别是连非娱乐类媒体也开始不惜重墨，推出头条、头版报道，甚至开辟跨版的专题报导。当娱乐压倒一切的声浪席卷天地之时，我们通常会注意到，那些从传统的新闻价值观的角度看更有理性价值、更具有社会意义、更具有关怀民生色彩的新闻，会有无数条僻处一隅，甚至被无情的遮蔽着。

那么，在这个高度娱乐化的新闻时代，新闻界在娱乐精神之上，还需要什么来统领自己的理念？新闻娱乐精神的本质真的是因为公众的需要和呼唤么？在这种潮流面前，公众该如何自处，媒体应该如何自省？这些，是我们需要直面的诘问。

有人说，“伟玲婚”激起那么主流媒体的连篇累牍，是因为两位主角的传奇经历——从花边新闻开始，到修成正果为止，具有艺术片般的感染力，并具有娱乐圈难得的教化意义。

不过，我以为，这是媒体的借口。艺术和教化，决非“伟玲婚”之类荣登各大媒体头条的关键。因为，就娱乐新闻而言，明星失恋、车祸、毁容、被绑架、死亡，都能占据头条，而且，拍拖散伙上娱乐新闻头版的远远大于结婚。换句话说，“伟玲婚”洛阳纸贵，并不是因为“伟玲婚”多么神圣，而仍然只是因为它具有娱乐功能。可以想见，如果明天两人离婚，媒体只会炒得更厉害，那条离婚新闻并不会因为童话的破灭而降低娱乐性。

似乎是为此作注脚，紧接着就有参加完婚礼的嘉宾李亚鹏，因不满记者追拍爱女、发怒打人的故事发生，并且，同样占据了新闻头条。在这一新闻耸动人心的文本诉求的深处，不是美丽童话，也不是是非评判，而是所谓暴力娱乐。打人事件的思想内涵在于新闻伦理，可是，又有哪家娱乐着的媒体在此事件中以反思为焦点呢？充其量，还是更娱乐的娱乐罢了。

有人说，这是个“娱乐有理、八卦无罪”的新闻时代，公众所需要的就是娱乐，那么媒体就应该最大限度地满足它们的需要。

是的，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不能拒绝的，是娱乐。哪怕你的娱乐本身没有太多价值，甚至你所提供的娱乐是芙蓉姐姐式的出丑，你仍然可以产生娱乐的快感。娱乐新闻中的演员和媒体，其实潜藏着同一个目标：通过娱乐使自己被“识别”；而另一方面，观众也是同谋，因为他们期待通过加入娱乐派对而被时尚潮流“接受”。在这种意义上，人性是卑微的。人性卑微的好处在于，人由此可以轻易的互通款曲，达成最简单不过的共同幸福感。如果娱乐化的后现代社会是万花筒，那么这种人性就是万花筒中最基本的玻璃片。

在娱乐的一片喧嚣中，大众会产生传播学所说的“第三人效果”，也就是人们对媒介影响他人的效果的预期，会导致自己采取某种行动[1]——在这里就是对娱乐的跟风行动。每个受众都以为，这条娱乐新闻对别人是重要的。有了这种心理预期，他会乐意追随大众。结果人人身临其间，既扮演观众、又扮演演员、还扮演评论者，真是乐不可支；倘若由此形成一定的狂欢规模，那就更是乐趣无穷了。

自然，一哄而上的不仅是大众，在媒体内部，“第三人效果”更为显著。一方面，媒体以满足受众之名行事，它们会把自己对娱乐的追逐归结为受众的需求——实际上，不如说是出于它们对受众的“预期”或“观察”。另一方面，因为媒体之间相互竞争，因为同质化竞争的加剧，媒体的新闻价值观开始趋同，于是任何报道“伟玲婚”或是其他什么重要娱乐的媒体，都会影响到其他媒体的判断，显然，后来者只有更为重视该新闻，才能预期自己有更强的竞争力，我们可以把这种半幻觉状态下愈演愈烈的新闻竞争的循环，看成是叠加的“第三人效果”，或者干脆称之为“新闻预期滚雪球”：隆隆作响的雪球其实是圈内媒体相互激励相互膨胀的结果，每一个先滚一步的媒体都为后来者的预期铺垫了变本加厉滚雪球的理由。由此，娱乐新闻便可以在远超其新闻价值的模式下被反复强化。

反之，假定新闻人物是个科学家，没有花絮，没有八卦，没有娱乐，那么即使其社会价值更为重要，但公众和媒体考虑到很多人并不以严肃为追捧对象，那么对受众、对他人的沉迷的预期就会降低，于是就不太会从众，不太会滚雪球。结果，被冷落的价值愈被冷落，被追捧的无价值愈被追捧。我曾经对此命名为：瓦釜效应，说白了，就是“黄种毁弃、瓦釜雷鸣”在这个娱乐时代找到了自己的社会心理基础[2]。这虽然未必都会产生祸事，但显然，也绝非好事。

所以，你看，传媒以为公众更需要娱乐，给的都是娱乐。受众因为媒体加倍给他们娱乐，他们就以为一切娱乐都是价值。大家都认为娱乐对他人更为重要，所以都会争相从众，彼此交相激荡，形成共鸣，共同走向娱乐的高潮体验，并且还期待着下一次、再下一次。

大众传媒本身是被设计为社会公器的，但事实上，到了当下，基因已经发生了转变。它具有企业属性，那就必须盈利，盈利就必须受公众欢迎，受欢迎就必须竭尽所能地迎合人，否则就失去了商业主体性。这就是某些媒体的三段论。无疑，今天的传媒有相当一部分背叛了自身的文化身份，也不再继承社会公器的基因了，它们是转基因产品，不以公器自居，但也不肯自承为私器，于是只好以满足公众之名，行满足私利之实。

自然，花园里的花朵千姿百态，媒体也应该丰富多彩，各有自己的定位。西方通常有两种媒体：严肃媒体、娱乐媒体。后者通常是卖盒饭的，以繁殖速度快、种群大著称，在新闻价值观上，是你想吃什么就给什么，即使没营养、有危害，它也照卖不误。但另一部分严肃媒体，它们的新闻价值观仍然是原教旨的，在它们的心目中，政治经济新闻、军事新闻、民生新闻永远胜过娱乐新闻。即使戴安纳、王菲、贝克汉姆，也未必能上严肃新闻的头版头条，更不会无限制的炒作。简言之，《太阳报》炒作时，《泰晤士报》仍会克制；《名利场》所渲染的，《华尔街日报》仍可能视若无睹。这种媒介生态的平衡，也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

中国新闻界正在学习西方媒体经验，可以肯定，其中一部分是好的，另一部分是不好的。问题是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媒介的观点大相径庭；更可悲的是，有些媒介对此干脆就没有观点。对于西方新闻业，我们一窝蜂地学了娱乐性，可是，严肃新闻门可罗雀，与此同时，我们的娱乐新闻畸形发达，这就可悲了。娱乐记者抢到了“伟玲婚”的新闻、发布了李亚鹏患病幼女的照片，仿佛是为这个世界立下了不世奇功。中国娱乐新闻的狗仔队把不少名人逼到发怒，例如近日的李亚鹏；逼到发狂，例如前几年的窦唯。因此，新闻界的狗仔精神赶超欧美，是确定无疑的了，甚至进化成为狼狗队或藏獒队，也未可知。但就严肃新闻的旨趣来说，贡献微乎其微。

在娱乐精神上赶上了西方，我们的新闻业就很发达了么？看来不像。相当多的国内媒体日复一日，不断卷入娱乐的新闻炒作中，导致中国真正以严肃新闻见长的媒介、以严肃报道成名的记者成为了珍稀动物。

我们并不排斥娱乐，娱乐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作为媒体，必须清醒意识到，自己的第一天职被设计为社会良知，而不是娱乐。部分媒体娱乐大众就罢了，严肃媒体偶尔娱乐一次也无妨，但不能无时无刻都在娱乐、每个媒体都去娱乐。当媒体世界尽是一片狂欢时，那就需要反思一下了。在一片娱乐的甚嚣尘上中，我们要扪心自问的是：我们离真正的新闻界还有多远？

放弃规则放纵去爱
放肆自己放空未来
我不转弯我不转弯

让定律更简单
让秩序更混乱
这样的青春我才喜欢
我要我疯我要我爱就是
我要我疯我要我爱现在

一万首的mp3一万次疯狂的爱
灭不了一个渺小的孤单
盛夏的一场狂欢来到了光年之外
长大难道是人必经的溃烂
我不转弯我不转弯wo……

在我梦中的北方有一座大山
古老的森林里流淌著清泉
大山中的女孩轻轻走过来
摘一捧红豆果扬起笑脸
哎呀

梦中的红豆果散散漫漫
大山中的小姑娘她时隐时现
梦中的红豆果酸酸甜甜
大山中的小姑娘她越走越远

望著青青的大山看看兰兰的天
野生的红豆果酸酸甜甜
在那密林的深处清清的泉水边
摘一捧红豆果撒向人间
哎呀

梦中的红豆果散散漫漫
大山中的小姑娘她时隐时现
梦中的红豆果酸酸甜甜
大山中的小姑娘她越走越远

我说，你和你lp不是挺好的嘛；嗯，挺平静的，平静得让人心里发慌；那不然怎样，你们都四年了，还想从始至终都那么有激情啊，生活的本质就是波澜不惊的啊；啥叫生活的本质，那都是人编来骗自己的，是人为自己的不努力找借口的，生活从来都不缺激情；啊，好双鱼；可是我的生活现在没有激情了；那你找几个彩旗飘飘啊；不要教会小孩子，我现在不要太乖。btw：没有合适的人选，要不是菜瓜，要不已经有标签了，咱不是挖墙脚的人。哈哈哈

你说你要听实话，于是我很实话的说，我觉得你们不是很合适。我们一起从四年级同学到高三，我不完全了解你。但上次我们四个碰面的时候，我和他都感觉到了你和她之间的某种扭曲，仿佛那个时候的你我们都不熟悉了，仿佛我在看你表演对她的好。你不会那样把自己的一切附着于另一个人身上的。于是，我跟你讲苏格拉底关于爱情和婚姻的那个论述，你说十分、非常、极其、很准确。所以，你说你没有找到更喜欢的人，你现在最喜欢她。嗯，那你就好好喜欢她吧。

你的人生定义是生命在于折腾，你无法忍受静态。对，你还说，说不定哪天我和她就分了，跟谁好不是好。嗯，是这样的，没有独一无二这回事。如果有，那也不是天造地设的，而是一种配合磨合后的独一无二。所以人的悲伤都是有限的。正如你手心里的水，无论你以何种方式供奉着，客观结果是一样的。

Y同学最近仿佛也明白了一些事。于是用内心的平静来抵抗外部的热闹。这个内心的城池修筑得及格。空间狭小，只够容纳为数不多的人。在某同学的教导下，我终于弄明白了我的欲望原因和欲望对象的区别了。

昨天，雨下得酣畅淋漓。从报社回来的路上，我故意撑伞走了两站，才停下等公交的。是这样的，我喜欢蒙蒙细雨和倾盆大雨，不喜欢中间的过渡状态。等我走到广州路门的时候，发现广州路上的水已经有了我小腿一半的高度了。然后，可以预见的结果，从头发到鞋只有局部、很局部的面积是干的。再然后，当我拎着我的鸡蛋饼、我的玉米、以及我的水壶以及我硕大的包，撑着伞，像表演一样走到八舍楼下的时候，一位gg看着我，然后用非常小的但是还是被我听见了的声音说，你看人家，还是你幸福啊。嗯，我很惬意地走过去了。然后哼着歌去洗澡、换干净衣服。

你的固执，你的任性，你的无畏来自心底的一丝不容侵犯的圣洁和力量。

从2001年的《大败局》到2002年的《穿越玉米地》，2003年的《非常营销》，2004年的《被夸大的使命》，到2007年的《激荡三十年》和《大败局2》，这位生于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吴晓波以每年一本书的速度记录着我们这个激荡的年代，以及在这个激荡年代里不甘平庸的人与事。

企业家的气质

企业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企业家创造历史的过程，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这是吴晓波写在《激荡三十年》序言里的话。于是，我们在他的企业史的梳理里看到了各式各样的脸谱。

作为一个案例研究者，吴晓波认为一个企业家要想走向成功，必须具备两种性格：赌徒和工程师。赌徒的血液里具备冒险精神，有野性。这种野性让冒险者有种无知者无畏的豪情。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冒险意味着会在商海里浮沉，前途或未可知，而不冒险则永远没有机会。而工程师的缜密却会冒险者认真计算风险的边界，进退取舍拿捏得恰到好处。如他所言，这需要天分。

“而有两种人是永远不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的。一种是天才，一种是学历很高的人。天才的智商会让他以为所有的好处都应该是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分配才是与他的智商相匹配的回报。而这显然不符合游戏规则。学历很高的人不会成为成功的企业家的原因在于他所有决定的出发点都是规避风险，这个出发点就决定了他是不可能打破常规冒险探路的。没有冒险也就没有机会。”

他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来剖析企业家的奋斗之路：“企业家也都只是一群普普通通的人。最初他们奋斗的出发点也就是要给家人给自己好一点的生存条件。这一步做到之后他们会想着可以多为周围的人做点什么，然后再一步一步上升。而追求到最后，他们通常都会归于对‘道’的探询，对自己生命本质的追问。人生是什么，我想要的是什么。”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代演绎。而对于“道”的追问则是作为独立个体的最高层次需要——自我实现。

企业与政治的博弈

如果说企业史还是一部商业文化和伦理的进步史，那么，当今中国商业秩序的败坏其根源便在于政策制订机构从一开始便有其自身利益的诉求。对于这句同样出自《激荡三十年》序言里的文字，吴晓波是这样做现场解读的：“我们要弄清楚国有资产的自我瓦解和被动瓦解，这是有本质区别的。同时，我们要记住一个数据，在全球三十个经济体中，中国是唯一一个国有资本超过30%的国家。我们是个有着两千多年集权历史的国家，统治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一直是很严格的。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在我国历史上，处于分裂时期我们的商业发展就很自由，而一旦统一，高度的中央集权便对其产生扼制。我们可以发现在我国的历史上，我国商业发展较为自由的一共有两个时间段，一是魏晋南北朝，一是1911-1927年，因为其间发生过五四运动。”

他从另一个角度来阐释政商的博弈：在这个转型年代，商业上的突然成功是很容易的，创造神话是很容易的，最难的是如何把神话落到地面上来。这是需要很多的本土智慧的，而本土智慧包括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的处理，这对关系处理不好，那神话只能是短暂的神话，永远不会扎根在地面上的。

“最让我们不安的不是政治与商业之间的眉来眼去，而是政治本身有它自己的商业诉求。这是很无奈的事实。也是个很严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再走多少年，我们的企业也不会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未来。”而在对现存问题的建议里，他却把与政治相关度最高的“民主”排在了议题的最后。“如果把民主排在第一位，那我们需要的是一场革命；如果把它放在最后，那我们只需要一个长期的改良。”

几个关键词：宏观调控 中国制造  新经济增长点

吴晓波研究发现，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每隔3-5年必有一次宏观调控。2008年是新的宏观调控的周期的开始之年。由四个现象来解读：2008年是15年来的第一次通货膨胀；石油危机的输入成本上升，国内成本的刚性增加；宏观调控失去“假想敌”；民营制造型企业的危机波及上游资源垄断企业。

当沃尔玛的存货上印着70%的“made in China”，当“中国制造”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边惊惶，一边感叹“没有‘中国制造’物品的日子一天也过不下去”的时候，我们的中国制造正处于其“黄金十年”。而当东莞的制鞋厂纷纷宣布关闭，各种资本纷纷从中撤出的时候，我们应该清醒，“黄金十年”业已结束。依托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中国外贸经济面临三大压力：成本提升，反倾销，能源紧缺。我们的“made in China”该往何处去成了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应记住一组数据：我们用全球30%的钢铁，40%的水泥，17%的石油，创造了4.5%的全球GDP。

吴晓波认为，以互联网为经济增长点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了。新技术的发明周期即将结束，全球面临重大的衰退危机。而谈及下一个全球新的经济增长点，他个人认为生物科技会是互联网经济的下一棒。“我们来假想一下，几十年后，一个赚了10亿的富翁即将走完他的人生，但有公司告诉他，只要他拿8亿，就可以多活两年，你说他愿意吗？”
 
这个激荡的年代赶快过去

“我很庆幸生活在这个充满变化和激情的大时代。但是，说实话，我希望他快点过去。”

这个文质彬彬的学者内心里有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他叹息与这20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相伴而生的诗意的丧失。无论是居住环境的诗意，还是我们内心的诗意的丧失都已经成了这经济增长的代价。“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人文环境都变差了。我们的诗歌，我们的小说都不如从前浪漫了。”学者黯然。

传统里的轻商文化是对人文情怀的另一种方式的捍卫，这种追求曾一度延续着。而如今，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排行榜上的数字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衡量他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财富阶层对道德的漠视与践踏也让人内心不安。

阅企业家无数的吴晓波坦言自己最欣赏的企业家是柳传志和鲁冠球。“在今天这个时代，‘经济优先主义’盛行，但是它让我们的企业家物化了，异化了。我最欣赏的两个人是柳传志和鲁冠球。因为他们在追求经济的时候，知道什么是善，怎么为善。”

“虽然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每天都让人兴奋，但是，我希望它快点过去。”

大多数时候，我们心里的那座城池和那道墙壁是自己修筑的，刻意的，或者无意识的。事实是，悖论总存在着：你修建了不一定会幸福；你不修建也不一定就不幸福。于是，我们通常会把自己的命运转交给我们所模糊认识的超物质以外的世界来主宰。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种救赎和解脱。暂时的。可，我们的一长条的命运线就是由这些暂时构建的，而且我们的暂时还总是以各种形式重复着出现。那么，这种救赎和解脱是不是就成了永恒的呢？

无数个深夜在睡梦里穿行的时候，我总希望自己赶快醒过来。因为它们总会牵扯着我的神经，让我头疼欲裂。我不知道你在我的潜意识里是什么样的。

仿佛在昨天晚上，我突然觉得自己真的老了。比如，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花尽心思来编一条或煽情或搞笑的短信让你感受我的诚意或情商。海水起来的时候，我挖空心思也想不到一两句煽情的话来。于是，对着白白的纸页黯然神伤。我知道，这一切是我的问题。我无法把自己的内心修炼得足够强大，强大到任何时候都可以一个人精彩。并且也强烈地想索要着什么，强烈到固执。而我又清晰地明白，我索要的，也许你给不了，也许你吝啬。你的忙碌让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着距离感，一点一点累积的距离感。你觉得这是固态到气态的升华，而不需要那些表意的细节。你也可以用身心的疲倦解脱灵魂的沉重。可我呢？你经历着日复一日，我经历着变幻莫测。我们却没有机会来分享。这，怎能不让我困惑和黯然？而这些，我要怎么说出口？

仿佛，在突然之间，我感受不到情意的蔓延。也许是因为最初我们的情意就是建筑在浮云之上的。我们都太渴望什么了，于是我们作出决定了。而决定之后是意外的惊喜，惊喜之后是横亘其中的坚硬。跨不过去的坚硬。我要怎么开口跟你说？

一千道复杂的谜题复杂不过一颗瘦弱的人心。所以我从不揣测从不猜疑。我宁愿相信我接受到的信息都是真实的复制。那么我至少可以拯救我的心让它能不那么奔波。只是我看出的天平的微微倾斜。不是主观造成的，而是客观。也许。

我知道我心里有个疤，也许它还没成为一个疤，还只是一个伤口，没开始愈合。可惜我却经常一遍一遍把它撕开给自己看，仿佛有种酣畅淋漓的快感，因为痛能让人兴奋。无论这种兴奋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事实上，我是个场依赖型的人，于是我只能靠屏蔽掉消极的信息来圈住自己不受影响不被困扰。但，通常徒劳。因为我被消极团团围住。而人们总是把悲剧记得比喜剧深刻很多。不是吗？

我知道，有些事情我也无能为力。我想靠近，但是却不能。我不能把自己一时的无助与另一个人联系、相关起来。我犯过这样的错，很多次。所以，现在，我要避免这样的错误，每一次。

你不太了解真正的我。难道是因为我在表演？表演的水平高到了可以以假乱真？

嗯，好好做功课去~~